顧長衛(wèi)其實早就想轉(zhuǎn)型導演了，看著老同學張一謀和陳凱哥先后成了國際大導演。

    自己還在給人當攝影師，說沒有心理落差那純屬騙傻小子。

    顧長衛(wèi)神色一喜，說道：

    “這可真是謝謝你了周洛。”

    其實顧長衛(wèi)的攝影水平?jīng)]得說，鏡頭語言這方面完全沒有問題。

    張一謀、陳凱歌、顧長衛(wèi)這同學幾個都有同一個問題——不會寫劇本。

    這當然有時代因素，他們十幾歲時剛好趕上我朝一段特殊歷史時期，在最該學習的時間段失學。

    我朝開放后，西方藝術(shù)思想和手法奔涌而來，法國“新浪潮”如火如荼。

    他們接受了新的藝術(shù)手法，在選材、敘事、人物刻畫、鏡頭運用等方面都追求標新立異。

    所以在個人風格、象征性方面都很強烈，鮮明的藝術(shù)風格背后是缺乏文化底蘊。

    這就造就了一個問題，自己寫不出劇本來。

    他們幾乎所有經(jīng)典作品都來自于名著改編：

    《一個和八個》改編自郭小川的同名詩歌；

    凱子哥的《黃土地》改編自柯藍的《深谷回音》；

    后續(xù)凱子哥又陸續(xù)拍攝了《孩子王》、《霸王別姬》、《邊走邊唱》、《花影》，這些都是改編自當代文學。

    張一謀就跟不用說了，前期的大部分作品都來自于改編小說。

    《紅高粱》改編自《紅高粱家族》的《紅高粱》和《高粱酒》兩篇；

    《菊豆》原著是劉恒的《伏羲伏羲》；